段祺瑞家族纪念馆1926年3月8日，学生与执政府卫队对峙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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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选自李洁老师著的《北洋文武》
“三·一八”惨案为什么会发生？仅仅因为段祺瑞的“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那一天的真相到底如何？只能从冯玉祥的国民军说起。长期以来，冯玉祥的国民军总是代表进步力量的武装，但若读到苏联人解密的史料，必会对冯氏的“革命”纯洁性产生大大的怀疑！
现在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东方外交政策立足点，已经十分清晰，即他们不仅要分离出外蒙，而且还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中央政府，而这一切，均源自对宿敌日本人的畏惧和警惕。因害怕日本人而痛恨“可能”与日本人有染的段祺瑞、张作霖，所以，他们制订的那些对华政策，无论南方的国共合作，还是北方的冯玉祥起事，大多是为了抵制段与张的强大。
于是，民国十四年春，那位以在广东为孙中山当顾问而驰名中国政坛的鲍罗廷，说服了驻扎在北京一带的冯玉祥，利用冯氏膨胀的政治野心，鼓动其发动了“革命”。随后，苏联政府迅速地一次拨给冯军一万八千支步枪、九十挺机枪和二十四门大炮，甚至还有国内极罕见的十余架飞机！更可惊叹的是，他们居然讨论起要为冯氏提供足以覆国的高达两千万卢布的援助！
就在这一年的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明确地布置起中国新政权的组成结构：
现在建立纯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的，北京政府应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较温和的人参加的联合政府。
正是利用了苏联人的倾力支持，不甘做二流军阀的冯玉祥才敢于一次次发动政变，致使本已杂乱的中国政坛更形无序。诱发“三·一八”惨案的大沽口炮击事件，是苏联人通过正与奉张交战的冯氏对日本人的一次试探。当时，国民军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水道。
天津港外的战云压黑了东交民巷，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便于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国民军、张作霖、张宗昌)提出“最急切之抗议”。但就在此时，一艘日军军舰按与守军约定好的时间与方式进入水道时，与守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守军报告是日本人故意掩护奉军的战船驶入并率先炮击了国民军阵地，但日本人却坚称是守军率先向日舰开了火。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并根据各驻华武官提供的信息，遂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中国军队限期于“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封锁的最后通牒。
列强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显然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而与日军对峙的国民军，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爱国的代表。不忍坐视冯军失利的苏联人，通过中国的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18日那天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举行的。
其实，段的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通牒，相反，他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辛丑条约》上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的炮台“一律削平”，但却并无有关水道的规定条文。
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革命党的北方领袖们并不想停止行进的步伐，他们于3月18日(亦即最后通牒到期的当天)上午，组织了有数万学生与市民参加的集会。满怀爱国义愤的游行大军斗志昂扬地涌到执政府门前。正在里面开例会的总理及总长们被游行者的条件吓得面面相觑——学生们要让政府驱逐八国公使，要求八国政府向我道歉，甚至于阵亡的国民军将士出殡日各驻华机关要下半旗致哀，而且，还要解除国务院卫兵的武装，“推翻段祺瑞”！内阁全体没了主意，便匆匆散会，只留下一个秘书长应付。在大门外越来越激愤的对峙中，悲剧发生了。
“三·一八”从此浸在了血泊中，凝痂于历史上。“三·一八”之真相恐怕永远没人能讲清楚了！
政府卫队果真蓄谋已久并严阵以待镇压了爱国群众运动吗？段祺瑞真的在吉兆胡同的家中悍然下令用子弹和大刀阻遏人潮的汹涌吗？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即是谁在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
政府第二天通电上说的“有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到底是不是真的？“赤化分子”真的“抛掷炸弹，泼灌火油”了吗？有记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这些报道是真实的吗？示威者并非“手无寸铁”倒是真的，因为当日的死者中，还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
为鲁迅所不屑提及的另外一些信奉“公理”的教授们在报刊上说的：死伤者有不少是“被群众挤倒后踏死或踏伤的”，这是不是造谣？
在苏联人的错误导演下，鲜血染红了那一个春天。不过，令苏联人稍感欣慰的是，“日本代理人”段祺瑞因此走下了权力中枢。
有人说段祺瑞后来到事发地点下跪，并惩治了凶手。不知道有没有此事？
“三·一八”惨案为什么会发生？仅仅因为段祺瑞的“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那一天的真相到底如何？只能从冯玉祥的国民军说起。长期以来，冯玉祥的国民军总是代表进步力量的武装，但若读到苏联人解密的史料，必会对冯氏的“革命”纯洁性产生大大的怀疑！
现在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东方外交政策立足点，已经十分清晰，即他们不仅要分离出外蒙，而且还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中央政府，而这一切，均源自对宿敌日本人的畏惧和警惕。因害怕日本人而痛恨“可能”与日本人有染的段祺瑞、张作霖，所以，他们制订的那些对华政策，无论南方的国共合作，还是北方的冯玉祥起事，大多是为了抵制段与张的强大。
于是，民国十四年春，那位以在广东为孙中山当顾问而驰名中国政坛的鲍罗廷，说服了驻扎在北京一带的冯玉祥，利用冯氏膨胀的政治野心，鼓动其发动了“革命”。随后，苏联政府迅速地一次拨给冯军一万八千支步枪、九十挺机枪和二十四门大炮，甚至还有国内极罕见的十余架飞机！更可惊叹的是，他们居然讨论起要为冯氏提供足以覆国的高达两千万卢布的援助！
就在这一年的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明确地布置起中国新政权的组成结构：
现在建立纯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的，北京政府应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较温和的人参加的联合政府。
正是利用了苏联人的倾力支持，不甘做二流军阀的冯玉祥才敢于一次次发动政变，致使本已杂乱的中国政坛更形无序。诱发“三·一八”惨案的大沽口炮击事件，是苏联人通过正与奉张交战的冯氏对日本人的一次试探。当时，国民军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水道。
天津港外的战云压黑了东交民巷，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便于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国民军、张作霖、张宗昌)提出“最急切之抗议”。但就在此时，一艘日军军舰按与守军约定好的时间与方式进入水道时，与守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守军报告是日本人故意掩护奉军的战船驶入并率先炮击了国民军阵地，但日本人却坚称是守军率先向日舰开了火。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并根据各驻华武官提供的信息，遂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中国军队限期于“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封锁的最后通牒。
列强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显然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而与日军对峙的国民军，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爱国的代表。不忍坐视冯军失利的苏联人，通过中国的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18日那天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举行的。
其实，段的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通牒，相反，他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辛丑条约》上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的炮台“一律削平”，但却并无有关水道的规定条文。
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革命党的北方领袖们并不想停止行进的步伐，他们于3月18日(亦即最后通牒到期的当天)上午，组织了有数万学生与市民参加的集会。满怀爱国义愤的游行大军斗志昂扬地涌到执政府门前。正在里面开例会的总理及总长们被游行者的条件吓得面面相觑——学生们要让政府驱逐八国公使，要求八国政府向我道歉，甚至于阵亡的国民军将士出殡日各驻华机关要下半旗致哀，而且，还要解除国务院卫兵的武装，“推翻段祺瑞”！内阁全体没了主意，便匆匆散会，只留下一个秘书长应付。在大门外越来越激愤的对峙中，悲剧发生了。
“三·一八”从此浸在了血泊中，凝痂于历史上。“三·一八”之真相恐怕永远没人能讲清楚了！
政府卫队果真蓄谋已久并严阵以待镇压了爱国群众运动吗？段祺瑞真的在吉兆胡同的家中悍然下令用子弹和大刀阻遏人潮的汹涌吗？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即是谁在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
政府第二天通电上说的“有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到底是不是真的？“赤化分子”真的“抛掷炸弹，泼灌火油”了吗？有记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这些报道是真实的吗？示威者并非“手无寸铁”倒是真的，因为当日的死者中，还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
为鲁迅所不屑提及的另外一些信奉“公理”的教授们在报刊上说的：死伤者有不少是“被群众挤倒后踏死或踏伤的”，这是不是造谣？
在苏联人的错误导演下，鲜血染红了那一个春天。不过，令苏联人稍感欣慰的是，“日本代理人”段祺瑞因此走下了权力中枢。
有人说段祺瑞后来到事发地点下跪，并惩治了凶手。不知道有没有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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